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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彼得:「左王」也是党的祖坟之一-墙外楼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注册就送钱的网站  发表时间:2018-06-06 20:01

  2 月 10 日,有「左王」之称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去世。官媒当晚发出电稿,评价邓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虽然「左」被邓小平断言为对中共事业的主要危害,但党还是对「左王」不离不弃。

  从官媒对邓力群生平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到,党还是对「左王」不离不弃。

  从「积极」的方面想,这显示了党的包容性。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生前就主张要让人发表不同意见,而且要制订法律,从法律的高度保障人们的异议权。但如果真要以法保障异议权,这个异议权就不应限于党内自由派异议权,而且应当包括「左」派异议权。况且邓力群固然「左」,中共党内却从未给他的「左」作出定性,明确划清界限。结果说了很多「左」的话,传播过很多「左」的逻辑,现在盖棺定论,居然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如果说正面评价邓力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异议权的保障,问题就来了,即党似乎并不保障右的或曰自由派的异议权。现在从严治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收紧党的意识形态尺度,统一思想,清除异议,主要是清除党内外自由派的异议。习近平不是强调毛泽东首倡的「党领导一切」吗?对于贺卫方这样的党内异议人士,不是有声音要求予以「处理「吗?不是说决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吗?

  1992 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对于「左」的一套,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感到厌倦,但现在党给予「左王」高度评价,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觉得中共的风向变了。其实根本不存在变风向的问题,左是中共的祖坟和命根子,除非将来有一天中共下定决心革自己的命,否则它不会与「左」一刀两断。

  大家想一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中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是其基石,邓小平理论其实不过是党的一套生存哲学。发展经济是为了党的生存,因为不发展经济,人民就会造反。但党的另一个信条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时候党就会搞「左」的一套,目的也是党的自存。

  回顾 30 多年改革开放,中共党内其实有三大派:一派是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自由派,一派是以陈云、李先念、邓力群等为代表的「左」派,一派是以新生代掌权者江泽民、胡锦涛以及王沪宁等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派。「左」派主张发展经济,但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反对西式民主自由;自由派主张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联动,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新权威主义则主张由中共一党专政主导中国现代化,但不反对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上世纪 80 年代初到整个 90 年代,中共党内左右之争异常激烈。 80 年代,自由派的胡耀邦、赵紫阳掌权,而左派则致力于夺权。 1983 年 3 月 17 日,要胡下台的动议已经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事日程,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商定由邓力群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由于邓小平拒不配合,此议作罢。

  邓小平既非「左」派,也不是自由派,甚至也不是权威主义派,他只是一名经验主义者。邓小平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种意义上,他高度赏识力推改革开放的胡耀邦、赵紫阳。但邓小平给改革开放立下「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反对引进美式三权立分体制,而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旦胡耀邦、赵紫阳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下定决心让胡赵下台了。但他也容不得邓力群这样的「左王」,最后由江泽民、胡锦涛等新权威主义信徒执党了中共最高权力。

  新权威主义者并不是获邓小平青眼相加,而是被邓小平所型塑。在中国,特别是在邓小平退休后监国时期,党既不能左,也不能右,于是只好奉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将「一党专政」视为手段,而将执政目标定为增长、发展与和平崛起,始符合邓小平的要求。

  但邓小平的要求其实有一个内在悖论,它既要发展经济,又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面上看,两者可以统一在改革、开放与发展中。按照新权威主义的畅想,党的强有力领导不仅不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反一党专政还是中国高效配置国内各种资源的一大政治优势,从而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全方位推动国家现代化。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思想启蒙也进展神速,废除一党专政、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甚至在党内外都似乎已经形成共识,至少是一种默契。

  不是自由民主的呼声日益高,而是一党专政使党的权力全面崩坏,权力与资本的联姻占有了大部分资源和财富,为此它们还尽可能地挤压人民权利生长的空间。有人认为国企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但一方面国资与跨国资本抗衡,另一方面它垄断国内市场,从而降低中国的市场效率,对国内消费者构成掠夺。近几年国内媒体人、律师、知识分子走上反叛的道路,民权斗士、宪政鼓吹者、政治行动派越来越多,此即邓小平悖论演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结果就是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一党专政与总书记集权,中国政治全面进入新的「左」倾阶段。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左」倾政策的竟然是党内自由派习仲勋之子。习仲勋曾经忧心忡忡地对人说:「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但既然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就算是习近勋的儿子上台,不打击右派显然也不行。

  显而易见,不「左」不是共产党,不「左」就无法保证「党的领导」。从这种意义上说,低度或者否定「左王」在党就是不可能的事。说穿了,中共不「左」行不通,而「左王」也是党的祖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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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有个专门写江泽民的微信公号,以轻松的笔法,重新记述江泽民主政期间的轶闻,结合民间对他的传闻,加以讽喻式的写作,形成了荒诞式的文本,很受欢迎。比如写他如何与宋祖英初见于1990年春晚,说她像是江氏一个温柔的路标,指引着他不迷路。

  这样的文章很是受到欢迎,阅读量可以在半小时内达到上万。这不仅是政治黄段子,在故意扭曲的行文中,其实暗藏了一些机心在内。比如在写上述江宋只若初见的时候,隐约挑出八九事件,挑出赵本山的发迹,也挑出老江训斥香港记者的那个著名视频。

  从这个角度看,表面上的戏谑文风实质上含有几分悲悯。只不过是因为直抒胸臆非常困难,借助这种看似娱乐至死的手法,达到用曲笔表现的目的。对于这种文体,不仅知识分子喜欢看,平头百姓也中意读。当然,它也是一种危险的荒诞式写作。

  类似于这种手法的另一个著名写手,当属王五四。他以胖中年之体态,驾驭嬉笑怒骂的文字,尽做些皮里阳秋的文章,对党国可以说是竭尽“含沙射影”之能事,众人热捧其文章——哪怕他在问候赤裸裸地做些公关广告,读者也都不以为意,争相传阅。

  最近,王五四的微信公众号被永久封闭,这也从侧面说明:即使是一种戏谑性的写作,也不见容于管制者。这也证实:管制者本身不是一群糊涂蛋,恰恰相反,他们很聪明,知道“话中有深意”;二是这种看似轻浮的文章,其实也有很大的杀伤力。

  归结起来,这种娱乐至死的文章,其指向的还是一种自由派的政治趣味,从形式上讲,是一种文字版的政治漫画。它们简要地勾勒出当权者的可笑之处,加以浓墨重彩地呈现;尤其关键的是,它将政权的存在视作一种笑话,引发群体得嘲弄,消解合法性。

  大陆政权走向如何,政治学家提供了几个答案,比如新威权主义,言之凿凿,堂而皇之,显得很高深,让一般人不明所以。但是对于江泽民的笑话,在一本正经中透出消解之力,却是谁都可以意会的,都可以笑他两声。程益中说,这个政权最终会被笑死,这比政治学预测容易懂。

  政权运行本身,越来越暴露出荒诞的一面。它一方面不以为意,肆意行之,另一方面却又是处处设防,到处收割笑声。不只是不让人说话,更不许人家笑。也许只是随便的笑笑,却被疑神疑鬼地视作是针对自个。它的强悍、虚弱,如此奇怪滴混合在一起。

  所以对现今的大陆写作者而言,当以苦难作为素材时,会发现创作的空间愈发仄逼。以公义立场抒发天下正声,早已是被明暗手段阻止,不能实现;而以娱乐化模式,勾引大众的笑声与喧哗,竟然也是要提防着被噤声。没有什么,比如此这般活得更像个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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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日前出任广东省政协主席,虽然成为正部级官员,却是明升暗降,政治上已被边缘化。纵观王荣过去十几年的仕途沉浮,不难发现他背后的贵人是关键。

  王荣仕途是从学校起步,曾担任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之后转战官场,并得到快速提拔,先后担任无锡市长、无锡市委书记、苏州市委书记等要职,不到五十岁便出任江苏省委常委。五年多前他空降深圳,外界都认为他非「池中之物」,迟早成为封疆大吏。中共十八大前,一度盛传他要去福建或安徽出任省长,亦有传会出任教育部部长,但这些传闻都是只闻楼梯响。今次王荣虽然升为政协主席,但政协主席一职历来是给那些退居二线官员的酬庸,是政治养老院,权力的含金量与书记、省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王荣现在仅五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这个安排显然并非很有利。

  事实上,广东省政协主席是一个高危岗位,前两任主席陈绍基、朱明国分别因贪腐被判死缓及被调查。值得关注的是,在王荣主政深圳期间,其力主提拔的深圳政法委书记蒋尊玉早前被调查,反贪部门发现蒋尊玉及其家人名下有四十二套住房,各种财物超过二亿元。在王荣提携下,蒋尊玉五年之内岗位三迁,要说王荣没有用人失察之责,恐怕难以让人心服。

  王荣的仕途高开低走,与背后推手的权势消长有密切关系。外界盛传王荣是江泽民夫人王冶坪的侄子,在上海帮当权时,王荣亦水涨船高,节节攀升,几年就一个台阶,所担任的职务都是实权岗位。在胡温时代,王荣又成为江苏帮的代表,尤其是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升任中组部部长之后,王荣更如鱼得水,被当作重点培养对象空降深圳。在这个阶段,王荣仕途走得顺风顺水,成为明日之星。

  但随着十八大召开,王荣背后的贵人先后失势,江泽民年老体衰,失去垂帘听政能力,连周永康、徐才厚等心腹都难以保全,又怎么可能顾及到王荣?而李源潮深陷令计划的丑闻,团派势力土崩瓦解,江苏帮的杨卫泽亦被调查,权力基础遭到极大削弱,自顾尚且不暇,又怎么可能再拉王荣一把?

  跟红顶白是中共官场的潜规则,跟对人、站好队是官员政治正确的关键,问题是谁能永远站好队呢?相比起杨卫泽等人,王荣还算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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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在纪检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上一番「不信邪」讲话引发关注。王引述习近平的话说,有人说一党执政解决不了腐败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就是我们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能够解决」。

  腐败权力 二者共生

  王岐山这个「不信邪」,对希望执政党和中国政治清明的善良人士而言是好消息。要战胜腐败,首先和最重要的是领导人有信心,若领导人自己都没信心,这意味着一开战就失败,不单反腐,做任何事都一样。所以,对于信心,不能仅从打气、鼓励这个角度来讲,多数时候它会直接由精神变成力量,改变事情的结果或历史的进程。

  但王岐山这个「不信邪」,挑战的是多数人认为不可能成功的「历史规律」。

  对于一党执政能否解决腐败问题,恐怕多数人都不看好,这既得到理论支撑,也得到历史验证。理论而言,在一个绝对权力支配或主导的社会,无论这个绝对权力是以帝王、僭主、政党还是其他形式出现,要消除(不是完全消除)由绝对权力本身而带来的腐败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腐败就是这个绝对权力的寄生物,两者是一种共存亡的关系。

  首先,绝对权力不可能有这种理性自觉;其次,要清除腐败,就必须对绝对权力本身切割。一个人怎么能够切除自己身上的肉呢?尽管是块已经腐烂的肉,很少有人能下得了这个决心,下不了决心又是因为忍受不了割肉的剧痛。因此,从历史来看,凡是绝对权力存在的地方,腐败都非常严重。

  最后,握有绝对权力的政权或政党,皆亡于权力失控所导致的腐败横行,历史上那些骄横的君主、法国波旁王朝、苏东各国、最近中东北非一些国家,以及还在腐败泥坑挣扎的失败国家皆是如此,少有例外。

  中国会不步这个后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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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2月6日在北京天和智库“阳光财政、税改与依法治国”学术沙龙的发言

  感谢炜光教授与天和智库的邀请。最近回到北京,参加两个民间活动,有些感慨,一个是才良律师事务所关于2014中国年度拆迁报告与研讨,我的朋友王才亮律师、王令律师父子领衔的团队所关注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拆迁,“血拆”这个词还是才亮律师根据自己的职业经验,最先提出,另一个活动就是今天的沙龙,由天和智库组织的关于阳光财政与税改的主题研讨。两个民间团队多少有点冒着传知行的风险,操着中南海的心,我挺敬佩他们的公民主体意识与务实精神,国家的法治与未来公民社会的构建,恐怕就少不了这样的意识与精神。刚才两位前辈与几位同辈都说自己对主题是外行,我很怀疑他们这种表达的真实态度,我只知道我是没有资格谦虚的外行。刚才听了贺卫方教授的发言,我都不敢承认我是学历史专业的了。我只能回应他们的精彩片段,谈几点感受。

  刚才卫方谈到,他在日本旁听过立法院的会议,让我想起我在应邀率领大陆学者代表团到台湾交流时,其中两次陪同团员们到台湾的立法院旁听,台湾的行政官员被传唤过来,回答问题,其中一场就是行政院院长吴伯雄的回答,现场的程序与问答双方的认真态度都让我感叹。刚才王则柯教授提到,孙中山有“孙大炮”之称,孙先生的主张与主义未必切实可行,我也有些同感,不过,不管怎样,孙中山明确提出革命秩序的“三阶段”,从训政到宪政,明白提出训政的下一站就是宪政,就为后来蒋经国先生开放党禁与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法理基础。孙中山的遗教让蒋经国知道,如果总是训政到底,一党专政这么搞,迟早是要被推翻的。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维稳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下一站叫什么?吴伯雄先生的口才很好,回答很有耐心,包括台湾当局的预算问题,恐怕不耐心也不行。但是,到了最后,我还是偶尔看到吴伯雄被立委盘问时所显示的一点点不耐烦,多多少少飘忽出一点权力的傲慢,还是有一点中国特色的。我觉得,两岸是一家,某些毛病还是有比较一致的地方,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刚才吴思先生谈到我们国家目前走在什么阶段,我也跟着他的思路在想,如果不考虑发表,是不是“党国社会”这个词更直截了当一些?当然,它应该比辛亥革命之前要进步得多,但宪法规定的公民多少有点留在纸上,名不副实,人民、纳税人跟国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纳税人的钱是怎么收来的,收了多少,还有,钱都去哪了,都值得关注,特别是后一个问题,抓了那么多贪官污吏,人民币也好、黄金也好,还要用卡车拖,都是纳税人的钱吧?这个钱又到哪去了?是不是赃款赃物也能为新一轮的腐败做出贡献?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广西隆林县一个12岁的孩子杨六斤,6岁时就死了父亲,母亲改嫁外地,他每天都在思念母亲,到现在为止,6年过去了,每天靠吃野菜维生。我还来不及考证网络资源的真实性,但在琢磨,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那就应当以社会为本位,那些每天自己找野菜维持生命的孩子还会有多少?那些贪官污吏的钱,达官贵人徐才厚、周永康的钱,先不说是怎么来的,被抄以后,能不能分一点零头给这样的孩子?我一边流泪,一边在想这样的问题。杨六斤很勤劳,也特别聪明,每天都去找野菜,他比我们招的某些硕士生博士生勤劳多了,聪明的程度也未必低,将来我能不能招到这样的孩子来做学生,这是我很期待的,忽发奇想。

  常常听说我们国家很大,就不好办,很难办,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也在想,既然这样,如果你们拆成几个国家,我也没意见,只要干好就行。现在看来,理论有些玩不动了,不一定能说服百姓了,问题就堆积到操作的层面,实践的层面,甚至技术的层面,不少有识之士与充满智慧的中国百姓都给出了很多好主意,但是没人听,比如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就是不动,结果,国家如何治理,人民政府如何“人民化”,就不仅是法治问题,首先是宪法与法律如何兑现的问题,就是领导者的态度问题。如果有人公开要求申报财产,还会挨上“寻衅滋事”的罪名。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某些根本的问题只能自娱自乐,甚至还乐不起来,说了也没用。我很敬佩来自中央党校的蔡霞教授,她谈到的有些问题很好,我也怀疑她是不是要“砸党锅”了。关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按理是不需要论证的,好好干就是。至于怎么干,我也有些困惑,也许至少需要从三个层面下功夫。首先,政权的得来,中国共产党当年对全国人民是有承诺的,而且很具体,承诺绝不搞一党专政,要民主,搞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还主张学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后来搞的是不是民主制呢?现在连“宪政”这个词有不许提,这就不太好,可能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还没搞民主宪政?存在什么问题?是不是当年承诺错了,有什么实际困难,可以说明一下,获得纳税人的理解甚至谅解,大家都来帮一下。第二个方面,纳税人的权利该如何兑现,不能只停留在税法的条文里。还有,为什么贪官污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说清楚,反贪再坚定,再严厉,恐怕都谈说服人民,说服纳税人,少贪、不贪,让纳税人参与监督,不是更好吗?

  昨天晚上我一边为《读书》杂志赶文债,一边溜号,考虑今天的主题,突然发现,2015年6月15号就是英国《自由大宪章》签署整整800年,炜光可不可以为这个影响世界的文本800周年开一个研讨会,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阐释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究竟谁是谁的母亲,尽快唤起纳税人的意识,我看这比什么理论和核心价值都重要。不管在哪里开,我都愿意争取参加。梁启超是看过《自由大宪章》的。地下党员出身的老革命顾准在昌平秦城的囚窗里著述时,凭记忆断定:中国只有“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从来没有过“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现在还是没有。顾准说“现在还是没有”是符合事实的,他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我看我们的现在也没有,顶多在餐桌上说说,还没有哪家报刊敢发表“不出代议士不纳税”这样的文章,但近代有过,梁启超就有。1906年,梁启超在同暴力反清者论战,不赞成反清志士们的暴力方式的种族革命,只赞成和平方式的政治革命,赞成清朝的预备立宪时,就阐释过英国人乃至许多西欧人脑子里的这个特别普及的理念。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好像也很赞赏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得诞生,但肯定不会赞同800年后的中国也要搞这样的大宪章,很有意思。800年前的英国国王倒是很可怜,他要同贵族签约,白纸黑字用拉丁文下写着,不准随便收税,只有经过由贵族、教士、骑士组成的王国会议同意之后,才能征税。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后来,英国革命的发生也是跟征税有关,查理一世要跟西班牙、法国开战,强行征税,国会反对,他就解散国会,还抓人,如果在中国就好了,说解散就能解散,想抓谁就抓谁,不会有什么麻烦,英国的纳税人却很计较,个个都是钉子户,结果查理一世就被送上断头台了,1689年的《权利法案》还规定国会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还在说征税就应该如何如何,啰嗦得很,做英国的国王,真没劲,还不如到中国来做个镇长。

  有位弟子昨晚告诉我,她曾经以记者的身份,就税改问题咨询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为什么不能像美国那样,改成明明白白的价外税,标在每一个购物清单上,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每次购物时,为国家贡献了多少税收?这位委员说不行,要尽量隐蔽,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原来,人大常委在为政府着想,怕让人民知道自己交了多少税额的真相,真有意思,我就很快联想起那些一根筋上访申诉的悲催人群,恐怕有一部分访民就是因为纳税人的意识很强,很自信,总有说理的地方,一定要闹一个鱼死网破。看来,有些东西我们确实学不来,也没下决心去学,但是,红色政权的获得,毕竟不是以暴易暴,从孙中山的同盟会—国民党,到中国共产党,都是近代的政党,理论基础就跟别人的理念有关,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好词都写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里面,这些不就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吗?据说,教育部部长最近表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进入课堂,有些学生问我怎么看,我就集中回答他们四点:第一点,我们国家特别敬重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难道他们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毫无关系?第二点,邓小平理论也是大学课堂的主打政治课,他的理论是以改革开放作为手段,难道要反对他的开放思想?

  蔡霞:又跟党的政治路线不保持一致了。

  郭世佑:是呀。第三点,难道还要向徐桐、刚毅学习,把我们的学生带回到义和团那个时代?即使你们认为有必要这样干,做得到吗?还有,教育部与其他各级部门的领导们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东部的常青藤,西部的斯坦福、伯克利这类名校,却让别人的孩子来学中国特色的东西,有意思吗?我也相信咱们中国有很多好东西,那么,你们的孩子怎么就不好好学?我经常有困惑。到现在还在讲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讲了65多年,刚开始还可以,毛主席那个时代还可以,现在恐怕不够了。如果只讲法治,不讲民主,结果会怎样,我看就是依法治民为主,不是依法治权治党为主,就是古代法家的法治一套。在毛主席那个时代,他说一句话,全国人民还可以学习好几年,现在领导们几乎每天都有重要讲话。我希望有人转告能够管住中宣部的人,管住那些经常发明重要文件的部长、副部长,要换掉几个,至少要达到张春桥和姚文元当年那个文字水平,张春桥姚文元哪怕是能坚持到现在,他们的笔头恐怕也会玩不转了,现在的领导却比他们的理论水平与文字功夫还差多了。很多人写文件、文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忘了以前说过什么。比如说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用12个词拼凑出来,那还能叫核心价值观,还有核心吗?中南海能有两个核心吗?这一定又是那些数学很不行的学文科,语文很不行的人去写文件吧?还有,很多词之间毫无并列关系,一锅煮,那是很乱的,很难记,总是喜欢折磨我们的学生。这12个词,第一个是“富强”,如果翻译成英文,富和强其实就是两个概念,难道首先要引导中国人民追求这两个东西吗?追求富,那就是要钱、趋利,有奶就是娘,我看这就是30多年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代价之一,难道还嫌中国不乱吗?强就是强盛、强势,如果引导人民追求强,目的又是什么?除了不被欺负,还想欺负谁?还有“爱国”,那只是一种情感,与爱家乡一样,平常得很,不需要刻意追求,“和谐”只是一种状态,一种努力的结果,怎么就成了价值观?难道听话就是和谐?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呢?其中还有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公正,它们各自是什么含义?追求自由与民主为什么会有风险?

  我的时间到了,请各位赐教。

  (天和智库整理,经郭世佑教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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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龙的传人》这首歌曾经在台湾红极一时,几乎我们每一个中小学生都能哼上几句,一边唱,一股爱国热情便不自主地油然而生,十分地正确。只不过这首“爱国歌曲”后来怎么销声匿迹,成了禁歌,便是当时年幼的我所不能理解的了。尽管我那时没有太多管道吸收敏感政治讯息,不知道其作者侯德健出走彼岸的事,可那时我也曾为这首歌问过师长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如果‘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就是‘龙的传人’,那么日本人算不算是龙的传人呢”?

  其实这只是一个寻常不过的常识问题,但当时被我询问的师长却多支吾,胡乱敷衍。再过几年,我便明白这个常识题的关键在于它抵触了另一条通行的“常识”,同时也正好是这句歌词所要表达的常识。那就是流行于现代中国人之间的一套国族认同链条:中国人都是文化上同源同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在血缘和生理特征等种族条件上都很一致(例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全体中国人构成了一个政治实体(亦即‘一个中国’),中国人全都讲中国话(‘国语’或者‘普通话’),并且全都使用中文。这个链条贯穿了文化、种族、语文以及政治等好几个不同的范畴,试图在它们之间划出一道道等号。这个链条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留给我们的遗产,进入了俗民不自觉的常识之中。

  然而,这样的等式太过简单,根本覆盖不了这么多块或有交集但又不可能完全重迭的圆圈。我念小学时就开始怀疑的那个问题,还只不过是这道链条最粗浅最简单的缺漏而已。

  近年国内如葛兆光先生等诸多学者关注的“海外汉文文献”,更能在另一个层面上起到反思这个链条的作用。所谓“海外汉文文献”,指的主要是日本、韩国及越南等三地所存的中文文献。其中绝大部份的文本都是这三个国家自己的产出,而非中土所传,毕竟这三国皆有非常漫长的汉文书写传统。韩国和越南就不必说了,它们一直要到最近百年才废弃了这个汉字传统,普遍推行自家创造的文字。日本尽管早有假名,可汉字所占据的正统地位却要待至江户时代才正式遇到挑战。所以我们仅凭常理便可推测,这三国最正式最正典的文学、学术、史籍,以及官方文书,其以汉字写就的历史至少有千年之上。这里头该藏有多少好东西呢?可惜如此珍宝,今日大多数的日本人、韩国人和越南人固然不能第一手亲尝,我们能通汉字的中国人恐怕多半也会带着偏见,贬之为“外夷所出”,不读也罢。多年前,我曾和见多识广的张大春兄聊过这个问题,其中提及韩国大儒李退溪的少作《野塘》,精通诗律的他还向我介绍了另一位韩国古代诗人的作品,允为佳构。像他这样带着审美眼光平视海外汉文传统的国人,能有多少?

  忽然扯到这点,只是想说明“使用中文”既非中国人身份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的充份条件。否则,今日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这般自述其人“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的汉学家,或者都要比大半国人更有做中国人的资格。

  思考这种国族身份认同链条,我以为最佳的做法就是把它拉开一段距离,放到海外来观察。因为一到海外,它那几近于不证自明的正确就会变形,就会暴露出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空白。海外曾经存在的汉文世界,便点出了中文不独属中国这个事实,犹如拉丁文不独属于意大利一样。比这更麻烦,也更加敏感的,是我们习用而不察其怪的“海外华人”一词。

  之前已经谈过,“海外华人”和“中国人”是两个各有所指,互有交迭,但究竟有异的两个概念。但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探问,这个“海外华人”里的华人指的到底是什么?是散居海外的“中华民族”成员吗?表面上看,这不是个问题。但再推敲一下我们日常语用的习惯,便会发现“海外华人”也好,英文的“Overseas Chinese”也好,原来都不尽然是“散居海外的中华民族成员”的意思。因为我们通常都不会将海外藏人、海外维吾尔人等其他构成了中华民族,但又住在海外的民族社群叫做“海外华人”。若要依循最严格最官方的政治标准而言,其实就连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也都该被称作中国人,因此也都该被算进“海外华人”才对。但为什么大部份国人和海外华人都没有这个习惯,都没把他们纳进到“海外华人”的范畴内呢?就连一些政治上最稳当的人,大概也会觉得这么说会有点怪吧。

  由此可见,“海外华人”里头的华人,至少在我们日常不自觉的习惯当中,很有可能只是指汉人而已,犹如“中文”其实只是“汉文”(在这一点上,我赞成现代中国的做法,将‘中文’定位成‘汉语’与‘汉文’)。

  目前为止,对于“中华民族”最正式也最能被官方接受的解释,当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来的“多元一凤凰彩票网官网首页体”说。按照他的意思,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五十六个民族在历来的互动与交融之中形成的,虽然多元,但又成一体。而这“一体”,则既是一个自为的民族实体,又是一个自觉的政治构成。这个说法不错,就像美国人,尽可包含各种族裔各种社群,但终究不碍其国族身份的认同。只不过在庶民的常识里头,我们往往过于强调了它“民族实体”的那一面,却轻忽了“政治社群”这一面。如果只是偏重民族实体,那不只会出现“海外藏人”算不算是“海外华人”的困难;还会在蒙古族、朝鲜族等既有独立国家,亦有一部份在中华民族之内的族群上头,碰到一连串问题。

  说到做为一种政治社群的“中华民族”,我们就可以逐步接近眼下香港争议了。因为在我看来,香港人在国族身份认同上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政治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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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提到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问题,网上有人留言评论,其中二段恰好有助于我接下来的讨论,且摘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新加坡华侨对洋人自称系新加坡人,对华人则自称福建人或广东人,即系间接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现在的台湾人及香港年青一代,却是o强调或突出自称新加坡人这部份,却把间接承认中国人这部份刻意抹杀掉,居心何在!」

  「无论如何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也好,西方人亦会认为你是中国人,无论你在美国生活了多少世代,美国人仍然称呼你是Chinese,这是不改变的事实!本人接触不少来自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当地土生土长,甚至已在当地超过五代以上,而且他们都从未到过中国大陆或祖籍地,仍然被视为中国人,而他们亦自称为Chinese!」

  这番话之所以值得探讨,正正在于它表达了今天「中国人」这个概念上的一些内在逻辑问题,例如原籍和原乡的观念。一位南洋华人要是告诉我们他是广东人,这是否就是「间接承认」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呢?去年11月,泰国前总理他信及英拉两兄妹回到广东梅州祭祖,乃当地盛事。此前他信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曾经追溯自家来历,说自己「既是客家凤凰彩票官网计划人也是潮州人」。要是按照该位论者的观点,这位泰国前总理岂不也等于「间接承认」了自己原来是个中国人?再推而广之,美国的波士顿至今仍有不少人以自己的爱尔兰裔身份自豪,球队的标志颜色是绿色,每逢Saint Patrick’s Day都要出来巡游,那这些人到底算是爱尔兰人还是美国人呢?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底下,一遇到国民身份认同这类「敏感话题」,我们很容易就会本能地发挥出鲁迅笔下那种太会联想的思维,动不动就问人家「居心何在」。其实用不着那么激动,谈论这类课题其实不一定是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用心」,而是起自单纯的好奇与理性的疑问而已。

  比方说原乡这回事,承认自己的祖籍,甚至保有原乡社群的文化认同,这真的和承认原乡所在的那个国家的国民身份是同一回事吗?南洋华人社群的确还保留了不少原乡的习俗、语言,乃至于文化传统;他们有时候也真的会强调自己海南人、客家人、潮州人、肇庆人等各式各样的祖籍认同。但你要是问到他们的国籍,恐怕他们就不会告诉你「我们是中国人」了。

  没错,偶而他们也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可这个「中国人」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所认同的「中国人」,毕竟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因为南洋华人能够认可的「中国人」,其实就像「华人」似的,乃一种族裔身份,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民认同。因此,在东南亚几个国家里头,「华人」会是个比「中国人」更常用也更「政治正确」的表述。这个「政治正确」的说法,甚至还是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有份推动和鼓励出来的。因为无论是「华侨」也好,「中国人」也好,它们隐含的歧义都会为当地华人带来双重效忠的问题,不只不利于他们的处境,也使当时初生不久的现代中国面临不少外交上的麻烦。

  华人不必然是中国人,就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必然是英国人一样,本来是个很好理解的道理。但问题在于语言上头,我们说中文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固然时常混用这两个虽然相关但所指未必一致的词语;而英语里面的「Chinese」,则更是没法分得清「华人」和「中国人」的差异。所以才会有人以为,一个在美国生长的华人要是被人称作凤凰彩票网官网首页(甚至自称)「Chinese」,就等于是说他是「中国人」了。

  话说回来,尽管我们可以在道理上清晰界分「华人」和「中国人」的区别,并且还能明白部份南洋华人有时候会自称「中国人」的意思(他们的意思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华人身份)。但现实情况往往要比道理和一时的政治需要复杂,因为各种身份认同的轴线总是彼此交缠,纠结出剪不开理还乱的局面。

  又以波士顿的爱尔兰裔市民为例,他们一方面是爱尔兰人,另一方面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民,文化和政治这两种不同的身份本来在理论上是可以切割得十分干净。然而,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波士顿的爱尔兰裔社群和北爱尔兰的政治联系呢?在北爱尔兰共和军的武装行动最猖獗的年代,英国甚至曾经指控波士顿的爱尔兰社群成了共和军的最大经济后盾。假如那种身份真的只是文化、宗教和血缘上的东西,波士顿的爱尔兰人又为什么要关心北爱的前途问题呢?

  再拿中国和海外华人的关系来看,即使现行国籍法已经不再把血脉上的华人当成必然的中国人。可是每当中国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依然会激起相当大的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投入程度绝非一般「人道理由」可以解释,只能套句俗话,形容这叫做「血浓于水」。

  我想,简单地讲,无论原籍、地方、语言、文化、血缘,还是跨境的家族及经济网络,本来都是些很古老很常见的身份认同元素,一个人大可以在这些元素上面做出各式各样的组合。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会有那么多信仰新教、文化上倾向德奥传统的犹太人;于是过去的黎凡特地区会有一个子女接受英语法语教育,生活欧化,信仰则是天主教或者更加古老的马龙派的阿拉伯人社群。

  不过,现代国族主义往往却倾向于打造一道简单的逻辑和等式,将这些可以构成各种组合的元素一一呼召进去,形成一条似乎十分神圣十分正确的强大轴线,使得一个人只能是某一种完整的人。比方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它时时把血统、种族、语言、文化和政治串连起来,使我们以为一个自称是广东人的新加坡人不可能不是中国人,一个从头发到肤色都长得很「正确」的北美Chinese也不可能不是中国人。所以我有些马来西亚朋友来了北京,在坐的士的时候还会被司机教训:「你们马来西亚华人不也是中国人吗?身为中国人,普通话怎么讲得那么糟」。因为这位司机大概相信,华人就等于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则都应该操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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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官方几个小丑机构的非主力演出阵容跳出来攻击所谓“西方价值观”,看得洒家五迷三道的,主要是不太明白他们到底把什么设为标靶。可能有人会说,西方价值观啊,就是西方社会宣扬的那套价值体系嘛,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问题是您真的知道咱们的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到底有啥区别么?听我给您梳理一下。

  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国家价值观最为直观的体现,我们国家的宪法历经数次修改,最近一版是1982年,史称八二宪法,而最近的一次修订是2004年,不但“三个代表”入宪,“国家尊重并保护人权”也在宪法里得到了表述。

  任何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人翻开作为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表现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您给我找找其中哪段不是西方价值观的体现?共产党、共产主义都是来自西方,中国人理论上拥有的各种权利也都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人权都来自西方价值观,就连三个代表也是西方政党、阶级观念的延伸,有哪个是土生土长的东方概念?就连我们的国号里,“人民”是西方价值观给与东方的概念,“共和国”更是纯种西方价值观产物。您反对西方价值观,这些您反不反?您是打算更改国名还是推翻宪法?这。。。。这他妈是反贼啊这是。

  您说这些词汇内涵不同?其实没什么不同。从根本意义上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按照宪法规定落实执行,代议制民主嘛,跟西方议会能有多大区别?自由的边界不同?自由本身就是在规则下的权利,至于什么是规则咱们可以讨论,无非就是群己界线、权力与权利界线,内涵还是西方的。政体不同?确实,世界上还有君主立宪呢,最早的宪政国家是英国,该国至今没有成文宪法,但这不妨碍它是宪政国家,甚至它连三权分立都说不上,但宪政本身不就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民众权利的东西么?实现这个就行了嘛。

  所以说真正亮出西方价值观,要不您就直说自己反对宪法成为反贼,要不您就找点儿其它东西来反,比如说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价值观可能是个突破口。

  文化上的价值观其实也没这么容易反。记得我有一次做讲座的时候问听众:您觉得自己的思想跟晚清、民国更象,还是跟现在的美国更象?大约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更接近现代美国,而不是自己爷爷的爷爷那代人。

  这是为什么?有两个原因。

  首先,作为人类这个物种从先天的生物属性就有相似之处,比如说我们都需要群居才能生存,社会要合作才能发展。这就导致了很多从属于社会属性的价值观雷同。我们都强调对人友善,承认生命的价值,认可人性的真善美,从这些基础的价值观出发,可能会发育成不同的社会形态,但从根底来说,能够走到今天的社会都不会否认这些基本价值。就像王小波说的,西方没有孔子与儒家,他们也没去吃屎嘛。

  现代社会把这些人类所固有的价值观放大了,借助现代传播工具传遍世界,因为西方的传播工具更为先进,让我们觉得这是西方的价值体系,可实际上我们社会的人文价值体系与这些并无本质区别。这些人类的共性您要批判么?您是人么?

  其次,我们的某些人文价值体系确实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比如说对妇女的歧视,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过度侵犯。而在现代社会当中,这些所谓的西方价值观是不是对我们社会发展有益?这个我想没人会反对吧?女权咱就不说了,就说官员的地位,当年那是父母官,也就是相当于您的长辈,管理您、责罚您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儿,现在您是五行缺爹还是三才少娘啊?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有自己的父母,不想满处认干亲。这种新型的价值观有错么?权力需要合理的程序赋予社会管理者,这种价值观依我看非常正确。

  所以,文化领域的反对西方价值观也不好真反。

  可能您会说了,难道我们要全盘西化、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并不是这样的。

  一个文化存在总是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中国有一些价值观是独特的、并且具备极高的价值,这其中甚至还包含了极为出色的审美方面的价值。比如说我们那种泼墨大写意、留白小题诗的人生态度与审美情趣,就是到了极高的文化境界与人生境界,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道家洒脱随意的观念,都是我们独特文化给与这个世界的最为美好的东西。

  所谓反对西方价值观是一个虚拟的靶子,其指向并非是真正意义的价值观,不过是对于私利私权的妄想,由于你懂的原因,我无法完全解剖这种腌臜货色的胃囊,但我想明白人自然知道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居心。

  就我个人看来,在现今我们只有一种价值观:人类的价值观。无论东方西方,我们都是为这个价值观添加佐料、相互融合,在保证自己个性的同时,认可一些人类共有的基本价值,然后相互补充,使得这个人类的价值观具备各种美好与情趣,用以完善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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