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凤凰彩票网官网 > 新闻 >

王五四:请放过那朵雾霾-墙外楼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皮蛋  发表时间:2018-06-06 20:01

  这篇文章的题目原先叫“东方之猪,整圈未眠”,文章尚未完成,柴静老师关于雾霾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出来了,看完纪录片和人民网的专访,我非常感动,特地把题目改成:如何在爱和责任的名义下深情款款地苟且偷生。

  滴滴和快的合并后,这国就从两党制变成一党独大了,不过春节期间这种局面又很快恢复成两党了:放鞭炮党、不放鞭炮党;吃饺子党、不吃饺子党;看春晚党、不看春晚党;白金党、蓝黑党;这些党派统一紧密团结在话题党周围。老大哥总是要给圈里的物种制造一些话题作为娱乐项目的,否则他们一闲下来就会思考,并且是独立的,独立思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一旦出现,后果不堪设想。

  总有人问到底是一党好还是多党好?其实朋友圈里到处飘荡着答案:duang。原谅这国人在言论上的鸡贼,他们已被吓得舌头都捋不直发音含混不清,作为一个长者,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经验,duang翻译成中文就是多党。

  这几天又冒出了东方之珠党和东方之猪党,他们之间发生了点事,事情是这样的:香港人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已不像从前那么自由自在,并担心未来会越来越不自在,于是不断以各种形式抗议;而一向习惯了情绪稳定的内地人,被别有用心者的手段一挑拨言语一刺激,立马情绪不稳定了,放出话说: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俺马上给你断水断电,猪肉供应也给你切断,看你咋活,整得自己像一家之主似的。身为内地人我真的很痛心,家穷多拾粪,脑残少说话,咱们怎么能蠢得这么明显和张扬呢?我原以为聪明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现在看来蠢也是,能蠢到这个地步,脑子里的湿气必然是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是脑子里溢出来的水。

  香港人做事是从权利角度出发,内地群众做事是从权力角度出发,也就是说香港人为自己说话维权,内地人替政府说话分忧,一边是见多识广明明白白你的心,一边却成为被发动的群众傻傻分不清楚。我想跟地理没学好的内地群众说,世界不是平的,不是说切断了内地的供应,香港人就没猪肉吃了,世界是圆的,水电猪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其他地方获得,都是花钱买,哪里买不到,换句话说,香港离了内地还能活,谁离了谁也不会死,你离了尊严和权利这么多年,不也在圈里活得膘肥体壮吗?都是过年的猪,就别怪那头想飞跃猪圈的踩翻了你的猪食槽了。

  没有香港护照的咱也别装逼剪内地公安机关颁发的港澳通行证了,真有骨气就把给孩子在香港买的奶粉扔了换成三鹿的,装逼这么简单的事你都搞不好,能不让我这个知识分子骂你傻逼吗?以后咱也千万别说什么“你嫌这不好嫌那不好就滚出这个国家!”,说得自己好像翻身做主人了一样,是让你翻身了,但只是老汉让你换了个姿势推车而已。其实能滚出这个国家的人早就滚出去了,你没看见那些有钱有权有能力的人,一个比一个滚得快吗?也千万别以为自个儿去香港购个物就为人家那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难道不是因为人那的东西物美价廉品质有保障?最后用昆仑风老师的话总结一下,“所谓中港龃龉的问题只有两个:威权香港不适应极权中国,极权中国不放弃同化侵蚀。”

  同时请香港同胞原谅内地人,他们也在进步,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分得清光头强和雪村了,有些人甚至已经可以分得清慕容雪村和雪村了,虽然依然分不清张震和雪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能明白今年在春晚表演的是张震而不是雪村,就像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明白香港发生了什么,真相不在当下,但他们等得到,有事烧纸。不要怪他们,要怪就怪空气污染吧,香港的喷友们还记得何勇吗?94年他在香港红勘喊了句: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然后火了。96年他跑北京首体喊了句:李素丽你漂亮吗?他被封了。这都是空气污染的错,很明显,北京的空气污染并不是柴静在《穹顶之下》说的那样从2004年就开始了,而是从96年开始的。

  说柴静老师之前,我们先插点正经的吧,你滋道吗?霸道总裁玛丽苏虐恋大片《五十度灰》在国内被禁播了!这么大的事我没写却写什么香港内地以及柴静,简直是不关心人类,我先自我检讨一下。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柴静老师那张知性而大方的脸就会肃然起敬,再加上她那睿智的话语、若隐若现地道德徽章、阅尽天下疾苦的眼神、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这次纪录片她选择的民生素材,和既有严肃地公民责任也有温馨地母女情深的切入角度,谁要说个不是,一堆老前辈和中产小资会扑上来咬你,可我一想到她的同事芮成钢也曾经那么知性和大方、睿智和责任,我就好像打了狂犬疫苗一样勇敢。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了靠几种元素满足心灵慰籍,过年负责乡愁,大理负责远方,而蓝天近年来开始负责诗意,柴静也在前辈们一个个倒下去后开始负责良知。

  粪不能吃但可以肥田种出吃的,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对片子提出两个不同的观点,但你依然可以从中找出九十八个优点,毕竟你得靠这些活着。其实看完片子和各方评论,我已经柔软地无法坚硬了,不忍伤害中产小资和柴静老师相拥而泣的感人一幕。我们可以把孕育生命的过程拍得比柴老师的片子还温馨唯美动人意义丰满充满爱,但总结起来一个操字也够了,柴老师的片子同样动人,总结起来大意就是:雾霾很严重,治理很困难,人人有责任,别光怪政府,大家一起来,明天更美好。

  说过类似话的还有崔卫平老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以及周带鱼的“你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这些人无一例外的用深情款款地文字冷冰冰地把责任均摊到每个人身上,而忘记了每个人都出让了自己的权力统一交给政府,由他们来负责。肯定有人要说,政府有责任,但我们也不能撒手不管,其实各种NGO早就出现了,也各种被抓和遣散了,“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难道你不知道这些事?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去救救他们,果真“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

  既有的经验总会让我们思考,互联网信息管制异常严格和熟练的当下,哪个独立制作的片子能这么大张旗鼓地传播,还有人民网的专访,环球时报的表扬,好吧,或许是政改的信号,而不是整改的信号,中华田园政改信号搜索犬能出来叫两声吗?有人说“我讨厌阴谋论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阴谋论者只关心权谋交易,根本不关心被披露的事实本身”,嗯,事实我们知道的不少了,关心的也不少了,可权谋交易却是一直在继续,权谋交易就是事实本身。我们不知道奶粉质量问题很严重?不知道地沟油很严重?不知道教育问题很严重?都知道,那又如何?别信誓旦旦地说你要为了爱的人,为了孩子向啥啥宣战,你特么连对手都没搞清楚是谁宣啥战?曾经向毒奶粉宣战的被抓了被关了,你知道不?你关心过没?

  不要再假装有爱有责任有良知有希望了,也别作出一副要为爱舍身取义的悲壮,一部作品里有各种打动你的元素,也有你需要的精神慰藉,但咱能别瞎拔高和显摆吗?这不是草榴技术讨论区。最后问句,您见过女儿被侵犯后,说跟生殖器有个人恩怨的妈吗?

  伊丽莎白泰勒曾说:“我只和自己的丈夫睡过觉,现在谁还敢这么说?”

  我们就不要在意她有过8个丈夫这样的细节了。

  或许,你们真正需要的就是那感人的第一句话。

  爱女儿,就让她留在美国吧,柴阿姨。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近日,中纪委网站刊文批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看过此文,笔者觉得“比庆亲王更可怕的是老佛爷”!老佛爷的可怕之处则是任人唯亲——致使大清帝国内外交困危如累卵,最终寿终正寝!

  对于庆亲王的其人其事所作所为,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批评意见。慈禧耐心地做人家思想工作:“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但是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中纪委刊文批庆亲王的作风问题意义不同寻常,此文最后写道:

  辛亥枪响6年后,庆亲王奕劻寿终正寝。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室这才明白过来,给他加的谥号是“密”,意思是“查找不足,认真整改”!无论对于庆亲王本人,还是对于清皇室,这个时候再来总结经验教训,显然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庆亲王是一本居安思危的好教材,是我们应该照一照的镜子。

  照一照镜子,就是对照一下现实与“影像”完全一致的地方都在哪里?照完了,无不大吃一惊——老佛爷早已驾鹤西游,而庆亲王却阴魂不散!请看文中的文字,是否是对现实的描述(括弧前为文章原文,括弧中系笔者注释)——

  1. 庆亲王奕劻工作能力很差,名声也不太好,官运却好得出奇。(我们带病提拔的官员还少吗,他们的口碑无非是“有口皆悲”)

  2. 庆亲王业余时间更忙,忙啥呢?吃饭、打牌、投资。(我们的三公消费与感情投入的敛财,是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3. 然后就是打麻将。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到人,从宫女到太监,无不乐此不疲。(我们上班打麻将玩游戏,办公桌和麻将桌何异?)

  4. 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卖官,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卖好得很。(这个太直白了,简直就是在说我们)

  5. 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 712.5 万英镑——稍早,简·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年薪 30英镑,生活就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不过 2000 英镑。(徐才厚谷俊山之流的豪宅巨款与之相比逊色吗?)

  6. 庆亲王却格外青睐外资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要是迟生一百年,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见首不见尾的“裸官”!(我们的裸官叫庆亲王汗颜了!)

  7. 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当时北京的餐饮业、娱乐业十分发达。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觥筹交错,灯红酒绿。洗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澡堂子、戏园子,茶楼、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我们的“发达”何止北京一城一市,青楼和“黄楼”仅是称谓不同罢了,一扫黄,结果“东关”大喊经济萧条了)

  8. 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仰天长叹:“锅里的水都烧开了,鱼竟然没感觉到!”(我们中“没有感觉”的人还少吗?顶风作案者还少吗?乐此不疲者还少吗?)

  够了!说“老佛爷早已驾鹤西游,而庆亲王却阴魂不散!”这话绝非是无中生有危言耸听吧!对此,笔者还是那句话——比庆亲王更可怕的是老佛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老佛爷虽死,但她的遗产依然有人继承,传承至今令人可怕!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葭案:这几篇文字,陆续写于2013年春夏之交,那年春节前后,正赶上所谓的“蝗狗之争”,作为身在香港的内地文人,不免显得尴尬,于是写了这几篇文字,算是对“中港之争”的一点思考及记录。五篇文字虽分别写就,但连续读来,仍系一体。虽系旧文,于今时今日观之,仍不过时。我的朋友王怜花说,即便再过三年,恐怕仍不过时。承他过誉,我今天在公众号上合刊出来,合称“五论香港”。

  一、香港,最成功的殖民地

  春节前从香港回北京,在我离开的那天上午,港府宣布:从3月1日起,离境者携带奶粉不得超过1.8公斤——也就是两罐。违例者可罚款50万元及监禁两年。我当机立断又多买了几罐三段的奶粉背回来,反正在北京随时可以卖掉。一个新闻工作者,偶尔也可以跑跑单帮,赚几个辛苦钱。跟我同行的一位朋友,两只大拉杆箱装满了奶粉。他说跑了很多店都没有,最后是在港岛最东端的小西湾买到的。出关的时候,我们互相嘲笑对方是“蝗虫”。

  看官们可能也知道,最近一年来,大陆游客在香港被称为“蝗虫”,甚至引起激烈地争辩乃至演化为谩骂。即便是通过港府审批的“优才计划及专才计划”进入香港工作的大陆精英人士,也被很多香港人视为不受欢迎的人。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被歧视的感觉。当然,有时候也是内心的胡乱猜测,觉得本地人目光怪异。但香港是一个全球化的开放城市,人才流动是市场的自主需求,按理说不该如此。很多大陆新移民或者是等着拿永久居民的大陆人,会觉得“蝗虫”连累了自己。

  比如说我,早就不会去铜锣湾、尖沙咀及旺角这样挥汗成雨的地方,简直是被大陆游客占领了。你会听到各地的方言在耳边穿梭,到处的店面都贴着“欢迎使用银联卡”,甚至还有简体字写的店招及菜单。我宁可约人到西沙、大浪湾这样偏僻的地方。结果,香港朋友会说,你们大陆人连这里都占领了啊。虽说是开玩笑,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种紧张感越来越强烈。我经常在过了罗湖口岸后大口吸烟随地吐痰以此地的“自由”来舒缓在香港的紧张。

  这大概是香港开埠170年来,第一次这么不待见大陆人。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腾飞之前,虽说内地有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但基本上歧视是没有的。广州仍然是香港的“省城”,许多香港人热衷于使用国货,羡慕西关大少那样的生活方式。那时候的香港人还会自居是广东人,会问你是潮汕的还是广府的,是梅县的还是韶关的。就好比南京人会习惯问你是苏州的还是扬州的。

  香港的主体性是在70年代后才建立起来的。但这种主体性,尚未脱出“一国”的范畴,至少在70年代,香港人不会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但是香港人现在会严格区别香港人与大陆人(或者内地人)的概念。这种区分背后,彰显了“我们不是一类人”这种深层次心态。的确,我们不是一类人,你们是香港人,我是大陆人。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从文化心理上来说,我对台北的好感远远超过香港。换句话说,我认为香港跟北京的距离,远远超过台北跟北京的距离。

  这个鸿沟之所以形成,是香港的文化构成远比台湾复杂。虽然台湾也受日据时代的影响,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但香港的西洋化程度,超过台湾的东洋化程度。除了英人留下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受中南半岛、南洋及南粤这样的次级文化区域的影响,来源及成分多样复杂,这也构成了过去一百多年来香港多元、开放、包容的姿态,也成为日不落帝国经营得最为成功的殖民地。除了“六七”这样因为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而导致的大冲突,从未因为民族、人种及地域发生过冲突。

  那到底“蝗虫”是怎么来的?我下一篇文章再来详细剖析原因吧。

  二、为什么大陆人会成为蝗虫?

  上次说到香港的“蝗虫”之谓,这倒不是一个主流称呼。在香港有网络社交媒体用过这个词汇,被传统媒体批驳过。传统媒体当然还是能够坚守新闻伦理,不会直接出现这样的称谓,只是在讨论这一现象本身时不得不引用,就如同我现在的引用一样,不含有实质意义上的褒贬。况且,这只是极少数人对大陆游客的贬称。

  事情的起源很简单,有传媒报道说,大陆游客在香港地铁里吃东西,而且——小便,不让座,诸多不文明的现象在去年(2012年)元旦和春节期间频频发生,经报道放大后,让香港人对大陆游客的观感极差。吃东西和小便当然是违反港铁条例,前者更多见一些。有些本地网友将这些拍成视频,上传到youtube网站,引来一片挞伐之声。

  说实在的,吃东西这类现象在北京地铁、上海地铁里也很常见,只不过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得是多大的问题。恰恰是这种“习以为常”的思维遭受到香港网友的挑战:你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在这里就不行!由此引发两地民众(主要还是网友)对同一件事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此外还有随地乱扔垃圾、烟头等行为,也让香港的网友极为看不惯。其实大陆游客在欧洲在北美在南极在哪儿都一样,只不过在香港,事情就不同了。

  为什么不同?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许多大陆游客看来,去香港除了要签证之外,跟去北京、去上海区别不会太大。国际化大都市、购物方便、高楼林立、语言差异小,等等,但忽略了一点:两地的文明程度与价值观念的确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对同一件事的认知有很大不同。大到什么程度?比如在内地的一些罪犯,在香港会被认为是英雄。这简直就是是非对立了。

  此外,一些香港本地人,对大陆豪客在香港的一掷千金有种恐惧感,觉得本地人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举例说,我住的北角附近的两间大商场,常年对持港澳证件的大陆游客八折优惠,而本地居民则没有。铜锣湾的gucci店,每到最新款的包包,往往第一时间被大陆游客买走,本地居民根本买不到——索性就不去了。香港在过去的几十年,是整个东南亚最活跃的经济体,过去香港人是去深圳、广州消费的,有着经济地位上的优越感,现在则有一些被超越的失落。

  像旺角、油麻地、尖沙咀、铜锣湾这些地方,常年被大陆游客占领。“占领”的姿势的确也不太雅观。比如在电影院里喧哗、磕瓜子,在台阶上席地而坐,在巴士上吃东西等。再加上奶粉被抢购(其实主要是水客抢购,但大陆游客手中的奶粉罐子实在太抢眼),于是就被称为“蝗虫”,在香港本地的论坛里,“蝗虫”这个歧视性称呼的确有。我觉得吧,这跟上海的“硬盘”和北京的“王德彪”区别不大,最大的区别在于,这里面显示的优越感不同:对“蝗虫”歧视的优越感在于制度与文明,而非户口。

  综上所述,文明上的优越感与经济上的失落感,共同造成了一种巨大张力和心理冲突,“蝗虫论”出台的原因就在于此——我被边缘化了,但我比你文明。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察,也许有社会学家有靠谱的解释。极端的现象被拿出来放大解释,似乎就变成一种主流声音,其实并非如此,也有许多香港学者在传媒上严厉批评这类歧视。

  内地游客也有在facebook上叫屈的,香港也是中国的,凭什么歧视内地人?在一份比较独立、商业化比较足的报纸上,甚至把内地人称为“强国人”。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是强国人。”什么是“强国”?这是对大国崛起的一种讽刺,也是有意与主流中国保持一段距离。

  去年特首选举前,我们几个朋友在中环广场上坐着聊天,许多香港市民在示威抗议小圈子选举。我写了一张纸放在边上:蝗虫支持你们!许多香港人过来微笑示意,并对“蝗虫”的称呼表示道歉。我想,大家并非都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还是缺乏有效的、直接的沟通。群众斗群众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而且也必须结束。

  三、维多利亚港的暗流

  互联网时代,码字的人有一项特别好的福利——你的任何文字别人看了不爽,都可以在网上尽情批驳,回帖的人才不在乎你是吃不饱饭的写手或者是名满天下的作家。秉承着“闻过则喜”的先贤教训,我都会细细地把文章下面的跟帖看完,有时候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因为总有我想不到的或者是被我忽略的东西,能够让我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就像上一篇说香港“蝗虫”的文章,内地的读者和香港的读者都提了不少意见。我真的非常感谢。

  毋庸讳言,确实有我忽略的地方,我对这个地方的理解,是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的,而我只不过是个过客。那些自由行的游客当然也是香港的过客,我仅仅只是比他们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而已。他们作为游客,不会与本地人交往或者是交朋友,而我作为过客,却有这样的便利,得以知道更多的关于这个话题的抱怨,我可以感知一些游客们并不会感知到的细节。

  就像铜锣湾,很少有人去问:为什么这个地方充斥着药店与化妆品店?为什么这里的食肆越来越少?东西越来越贵?在香港人十多年不涨工资的情况下,本地人会认为这是“自由行”所带来的不便。物价上涨是因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导致租金上涨,进而让门市的种类变得单一,那些本地人过去经常光顾的茶餐厅和小铺面纷纷撤出,只有那些能够承受高额成本的连锁店面留了下来。

  如果你进去铜锣湾任何一间莎莎,店员的国语不会讲得比你差。这些店面接受银联刷卡,有的甚至不介意人民币付款,即使那是有违政府法令的行为。周围几乎所有的烟灰缸,都插满了黄色的烟蒂(注:因为本地人很少抽烤烟,混合烟烟蒂都是白色的)越是稠密的商业地带,越会感到内地游客的气场。时代广场对面有一家叫做“人民公社”的书店(作者注:这个店名倒真的很社会主义),门前的店招只有四个字:“奶粉禁书。”他们根本不做本地人的生意。

  地铁里也不例外,香港的地铁承载是按照本地人口的日常流量计算的,但每天经过深圳各大口岸赴港的不少于50万人,节假日会到70万人——这是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数。比较来看,就是北京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在春运结束时的每日返城人口也不过30万。而这30万是在地铁、公交车上是可以明确感知到的。再计算一下香港的城区面积与北京的城区面积,不难想象,每天50万的人口涌入,对一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压力有多大。

  这50万的流动人口,又分别集中在沙田、油麻地、旺角、铜锣湾这几个本来就人口稠密的商业区,对饮食、住宿、商业又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对香港这样一个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要手段的资本主义城市而言,资本投入模式和消费模式正在不断改变着城市的功能区块和商业布局。这种冲击实在太大,大到在一些港人心中产生了恐惧感。他们恐惧于日常生活被改变,生活方式被改变。我的一位本地朋友,几年前放弃乘搭港铁上下班,改坐巴士。他说:港铁太挤了,而内地游客大多数不知道巴士站点,所以巴士比较松一些。

  这些平静而微小的变化,在过去的十年来,让香港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憋屈。诚然,有人会说,可是香港赚了钱了呀。如果从港府披露的经济发展数字看,“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贡献其实是很少的,不超过4%。许多内地游客以为“‘自由行’拯救了香港”,那实在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并不美丽的误解。一些港人甚至视这样的“拯救”为自己的苦难。正所谓“你之砒霜,我之蜜糖”,不同的立场和身份,会有不同的解读。港人最近的日渐不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回归这十多年来情绪的逐渐爆发。

  平静的海面下,往往有汹涌的暗流。

  四:香港从不是中国的伤口

  当“强国人”这一称谓出现在香港的主流报章上后,我感到强烈的不安。泾渭分明地自外于“强国”,显示出一些港人对于北京政府以及大陆民众的不认同,乃至直接的歧视。从2012年年初的“蝗虫”事件以来,两造的对立在过去的一年多来更显激烈。几乎同时,港人对于西环的不信任感也日渐严重。大陆一些民众,则在港府地震捐款事件后,对香港人也颇有微辞。

  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是非与对错。从长远来看,如果民粹情绪日益高涨,对香港以及大陆未来的政治转型都是巨大障碍。如今,两地的一些民众在网上互相攻击,已经无法平和的交流。从根子上,这种现状当然与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一国两制”的国策相关。当初说是五十年不变,很多人以为是五十年大陆会跟着香港变,谁料如今才过去了十五年,香港已经变了。

  大陆一些极端的偏民粹的网民,无法理解香港对北方的抗拒。同样,香港人恐怕也无法这些大陆人的想法,一味地批评“强国蝗虫”,并无助于问题之解决。进一步说,香港人是否愿意尝试理解他们眼中的“蝗虫”呢?那些在香港不遵守规矩而自称“有身份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会到了夏虫不可语冰的程度?

  弹丸之地的香港,在中共建政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几乎从未出现在大陆凤凰彩票官网计划人的视野之中。不得不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能够引起平常人的兴趣的那些区域——比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川这些重要省份,才是中国政局中的重点区域。香港从来是以“中国的伤口”的面貌出现的——殖民地,被压迫,民不聊生,毫无尊严——这就是中国课本中的香港。

  南岭之北的中原地区,或者说北方中国,完全接受不到香港的辐射力。由于与香港的密切关系,大概只有广东人才知道香港是什么样子的。在反右和文革时逃港的也都是广东人,他们才知道香港跟大陆的区别。也正如此,广东在中央政府的眼中,是除了新疆、西藏之外,离心力最大的地区。北方中国只接受北京的辐射与影响,对于香港的认知,从来都是片面的。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影响内地的主要是娱乐及文化产品。明星、电影、唱片、黑社会、喇叭裤、墨镜、迪士高等等。香港的形象,从一个落魄的殖民受难者摇身而变为资本主义的摩登青年,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方向。内地的改革开放从挨着香港的深圳开始,各种资本进入,模仿香港的产业模式。但在大陆的主流论述中,改革开放却是自力更生的结果,似乎跟香港没什么关系。

  等到香港回归时,内地主流传媒大肆宣传,香港结束了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云云,大陆民众对香港的兴趣到达巅峰,但对香港的政制、社会状况又没有真正的认知。直到2003年开放自由行,才有少数广东以外的人来到香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不复当年共产中国的悲惨形象。经过九八年的金融危机与SARS两次事件,许多人觉得北京在对香港实施“拯救”。

  回归以后,在大陆媒体对于香港的塑造中,更多强调的“一国”而非“两制”,强调香港对国家的认同。这也契合过去多年来,中国人对于“统一”的期待,梦想回到成吉思汗的年代或者康乾帝国。从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统”就像信仰一样根深蒂固,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最高原则。回归后的香港,在大陆民众的心中,就是一个稍微特别的省份,没有多少人会去细究“两制”是什么,香港的制度到底如何运转,整个社会秉持的价值为何。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作为经济大国而崛起,奥运会、世博会等等国际性的活动结束后,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及学者鼓吹中国模式,连带地让一些内地民众也有了万邦来朝的假象。许多人对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认知,毫无道理地自我膨胀。政府是GDP主义,民间自然会以钱作为度量一切的标准。他们不知道,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并不都以发展主义作为自身的运转逻辑。许多人对香港的指责中,透露着天朝心态、中原中心主义的意识。

  这样的人来看现在的香港,自然会困惑于香港对北方中国的抗拒、对北京在价值上的不认同。他们恰恰不知道,当年的“一国两制”,正是基于这种不认同而制定的。有人重弹“港英余孽”的老调,说一些香港人迷恋殖民,甚至连不捐款也给扣上极为严重的罪名。这些言论其实可以无视,香港人要相信普世价值的力量,要相信香港的核心价值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短期之内,香港的这种焦虑感无法缓和,价值冲突也无法调和,但香港人要看到,中国民众和体制正在渐行渐远,民众对体制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去香港买奶粉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么?

  中国民众对一方面对香港的制度逐渐了解与信任,一方面却又以自己的标准来质疑香港对于整体中国的忠诚。而“强国人”这种说法,恰恰验证了这种认知,以致两败俱伤。如果香港人继续把矛头对准内地民众而非体制,那这样的对立将永无尽头。

  五:香港是否是文化沙漠?

  这两天在香港参加一个文化活动,不小心在机场看了《三联生活周刊》王小峰的一篇文章:《撒上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这篇讲beyond的长文让我很愕然。其实在香港,许多人对于北京文化人(或者没文化人)的这种“中心-边缘”视角,是很不以为然的。后来,我在腾讯《大家》专栏上又看到张晓舟反驳此文的文章:《香港作为文化杂种的情怀》,倒是蛮有道理的。

  虽然这两人讨论的是音乐问题,但结论都指向香港的文化。王文乃至认为“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进而论证说,如果有,也“只有通俗文化”。这当然是很难站住脚的说法。一凤凰彩票网官网首页 些媒体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帖,认为这是三联面对的一次危机。我无意加入这样的一次笔战,这二位当事人都是我早年尊敬的媒体前辈。我只想就简单的感觉层面,谈谈“香港是否文化沙漠”这个话题。

  上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就说过一句俏皮话,大意是:说北京以外的南京或者上海有文化,就好比说除了大脑以外的手足或者腰肢也能思考一样。我觉得,十年后,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一书现如今已经有了简体版,感兴趣的看官们可以去看看,当年的文人南渡盛况如何。在中国大陆的红色岁月里,其实正是香港和台湾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残章。

  香港的确是个弹丸之地,面积与北京海淀区相仿,只有700万人口,但是在文化上对整体中国的影响,我想是超越了任何一个中国内陆省份的。我先讲个小故事吧。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我的一个北大朋友做校庆志愿者,定向接待一位香港校友,那个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但我这位朋友当时目空一切,以为北大是整个大中华区最好的大学,就问中大在中国国内排到第几。这位老师说,按照当年日本的一个排行榜,中大全亚洲第七,北大第三十七。这位朋友当时就被震惊了。

  这个故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后来,我在大学毕业的前夕死活要报考香港中大的研究生,就是受到这个故事的影响。1998年的时候,我对香港的了解也不过就是流行音乐、影视明星这些,我浅薄到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叫她“东方明珠”。我记得我还在中学时,对什么“四大天王”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邓小平理论,我曾连续旷课去烟雾缭绕的录像厅看香港的警匪片。不怕大家笑话,我还穿过有叶倩文头像的“潇洒走一回”的文化衫。

  仔细想想,香港的人口与南京、西安相仿,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璀璨夺目的文化产品?为什么南京、西安不可以?退一步说,上海这三十年来对于中国在文化上的影响恐怕也不如香港。我记得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梁文道自嘲说,你们北京来的人,不要嘲笑我们这个文化沙漠。我当时惊道:“谁说的?香港如果是沙漠,我就不知道中国的文化绿洲是哪里了。”

  我是个媒体从业者,从传媒观察的角度,我一向认为大陆媒体的新闻报道水平要超过香港和台湾,新闻评论的水平则不如。这即是说,大陆媒体从业者在逻辑思考能力及批判能力方面是不够的。至于报道,那也是有特殊原因的,普利策获得者方凤美曾说中国大陆是世界的新闻富矿,她实在舍不得离开。我以为,出现这种报道和评论水平不一致的情形,则是因为文化氛围的原因。不管如何,在香港这个地方,更容易让写作者独立的、不受干扰的自由思考。单就这一点,恐怕文化沙漠的说法就不会成立。

  此外,北京的一些观察者,在观察香港乃至其他地域文化时,很容易从“主流-支流”、“中心-边缘”、“主体-分支”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嗯,我不得不说,这与“中央-地方”的思维模式相同,一定会事先设立一个大前提:主流、中心、主体在北京。假如讨论上海或者广州,这样的模式当然没什么错,但面对香港时就会遇到问题:这种五洋杂处的文化形态是囊括了中华文化为其一部分,而不是反之。

  由于过去170年的分离,香港的文化形成的是独立的体系。我常常说,从文化的角度而言,香港到北京的距离远远大与台北到北京的距离。易言之,北京和台北更容易沟通。香港倒不是隔阂,而是她的独特性实在难以用分支来概括。也正因此,政治家们才会用“两制”这种顶层设计来规定这种内部关系。那种高高在上的口气、乃至用北京观众看beyond的离场来证明这种文化形态不足以是文化的说法,实在是没有摸到香港的门槛。

  胡锡进主编有很多离奇的说法,但他的一句话我还是很认同:中国是复杂的。理解这个复杂中国的办法,却不是胡老师那种一根筋唯我独尊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而是要有复杂、多样的切入角度——比如是否接受与理解香港的这种独特性,是否能够不带意识形态的影响去客观看待。总之,路更长,夜也更长,我们都需要时间。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凤凰彩票官网计划| 亚马逊镜像

  一、“爱国”的用途与误用

  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时代,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明日黄花。[1]如果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原本没有国家,如果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正在(哪怕是极为缓慢地)将整个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那么过去曾被奉为至上的民族和国家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片段而已。就和人一样,有生必有死;“民族”或“国家”作为一种历史虚构,或许是不值得不遗余力抓住不放的,更不值得为了“爱国”还是“卖国”而打个你死我活。但在近代,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第一大天经地义的信条,有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奇威力。一旦被标榜为“爱国者”——如岳飞、文天祥或林则徐,就青史留名、千古不朽;一旦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如当年出面签订条约“丧权辱国”的琦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李鸿章),则注定面临着万劫不复之境,不论历史真相如何都为万人所指,纵然跳入黄河也洗不清。“爱国”与“卖国”作为黑白两顶相辅相成的大帽子,承载着历史的千钧之重,足以震慑世人肝胆,令其“战战兢兢”、“危言行孙”。

  尽管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可能言之凿凿,但是“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说清楚。更近的不说,笔者且以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一起标准的“抗日救国”事件为例。史书上都记载,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拦日军进攻,于1938年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死亡89万人,而日军伤亡竟只有上千人!即便这种做法可能一时阻挡了日军的进犯,难道这就是“爱国”吗?不要忘记,即使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也仅杀戮了30多万中国人,和“国军”的这一惊人举措给中国平民所造成的灭顶之灾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这种行为在本质上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恐怕得看我们究竟如何定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爱国就是为了“中国”的门面、国土的完整,那么黄河决口不失为“爱国”行为——至少其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证明得不偿失、徒劳无功而已;但如果爱国是指“以人为本”——爱惜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不是“爱国”,而且有可能是在“卖国”了。笔者并不是在鼓吹“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人民自己情愿,完全可以“誓死不当亡国奴”,为了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尊严而奋战到最后一人;但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强求当地居民这么做,政府更不能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抵制侵略的名义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

  上例表明,即使对于抵御外国侵略这类看似天经地义的爱国主义主题,爱国和卖国仍然可能是很难区分的。如果明知本国部队无力保卫一座城池,而徒劳抵抗肯定会招致入侵者的屠城,那么究竟应该是抗争到底还是不战而降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道德选择。笔者无法论证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而只想说明情绪化的宣泄是不负责任的。但及至今日,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仍然被作为某些激进的反人类行为的道德资源。虽然发生在异国,近年的伊拉克战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恐怖主义袭击还是为国内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场所。在网上评论中,一些网民对于英国、埃及以及伊拉克国内为新政府服务的美国“走狗”遭遇人为不幸表示幸灾乐祸。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人肉炸弹”是不长眼的;当它们在地铁或马路上爆炸的时候,谁能保证遭遇不幸的人都是“走狗”?况且如果伊拉克人民在新的体制下真的能过上自由、民主与和平的生活,他们的合作或参与又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回到萨达姆的时代?!

  不可否认的是,就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其独特的功用。正如阿克顿指出:“爱国主义之于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于宗教,它防范着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如同信仰防范着狂热和迷信。”事实上,爱国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不可挑战之信仰,无非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因战败而受到列强的种种屈辱。从文化进化论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困境——尤其是外来压力——下的自然反应。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一般不会如此在意区区几个不足道的“卖国者”,他们也没有能力造成实质性伤害。但一个失败的民族不仅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而且对内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法宝:它既能整合民族内部的力量,平息内耗与纷争,又能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且不论它政治上正确与否,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民族的起死回生可以是一种颇有功效的兴奋剂。

  然而,既然处于“真理”的范畴之外,爱国主义就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东西。[2]就其社会功用来说,它既然有能力做“好事”,那么也就必然有可能做“坏事”。事实上,笔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必然多于其消极作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原本良好或无辜的初衷往往会被“创造性转化”为罪恶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尤其容易被情绪化,甚至可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其铲除异己、实行专制的工具。因此,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笔者并不认为爱国主义必然意味着非理性的情绪化,甚至也不认为即使是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必然是不好的,但盲目的爱国主义确实是危险的。笔者只是坚持认为,当我们主张一种理念(譬如某某主义)的时候,这种主张本身必须有清楚的意义,而不能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情绪,否则确实很容易误入歧途并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或为已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失误提供正当性辩护,使整个民族在一片“爱国”的喧嚣声中丧失正视和反省自身不足的能力。

  本文旨在澄清“爱国主义”的意义,消除这个概念曾引起的种种误解。在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和主权至上联系在一起的。本文的一个目的是促使两者“脱钩”:爱国并不是国家主义者的专利,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完全也可以爱国。事实上,本文通过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论证,主权至上的爱国主义是空洞和虚假的,最后往往导致误国甚至害国;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以人为本位,高扬人权、和平与自由,坚持国家和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实质性利益。只有站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才可能坚持真正的有意义的爱国主义。

  二、“爱国”之本是爱人

  “爱国主义”的问题首先是在于“国”,其次才在于“爱”。“爱国”,首先要明确爱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对象弄错了,可能导致缘木求鱼甚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以致“爱”得越深,害处越大。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国”,首先必须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当然,明确了“爱”的对象之后,还要注意“爱”的方式;否则,错误的方式同样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是和整体主义(holism)相对的一种研究思路。整体主义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坚持整体——宇宙、社会或人体——是一不可分割并不可约化为其组成部分(如社会中的个人或人体中的器官)的有机体,否则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破坏了有机体的本来面目。虽然整体主义思维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推到极端就可能导致危险的社会后果。[3]个体主义虽然承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坚持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且只有被分解为更细小的组成部分并分析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才能获得认识;泛泛地谈论“整体”在理论上没有意义,在实践中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被用来支持一些本来在更细致的分析面前站不脚的观点。因此,凡是谈到宇宙,就不能不具体分析宇宙的组成部分;谈到社会或国家,就不能不把着眼点放在组成这些整体的众多个人;谈到人体,就只能深入到人体中去研究人的大脑组织、器官、循环系统等,而不是抽象地谈“人”。把这些器官按一定方式组织到一起,你就获得了一个“人”;把众多的人通过某种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关系组合起来,你就构成了一个特定形态的“国家”。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无非是由处于特定法律和政治关系的个人组成的实体;忽略了个体,也就不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国家。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极为悠久的国家,“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而且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压倒了私人个体。但事实上,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国家纯粹是一个虚构,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实在的人;要使“国家”像在中国那样行使那么大的权力,其背后还必须有一套关于国家运行的具体理论(譬如古代儒家的或现代执政党的理论)。这套理论决定了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行使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没有它,“国家”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幽灵,不能对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任何作用(好的或坏的)。就和“徒法不足以自行”一样,没有具体的人支撑的“国家”同样是空洞的。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是一个具体化和个体化的东西:具体的人在合法或不合法地代表这个“国家”行使着权力。因此,国家的整体主义观念其实只是一个迷惑人的假象。如果对它不加质疑地接受,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迷人的烟幕,麻痹人们的防范意识,进而允许某些人在这个烟幕背后以国家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为什么大凡专制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一套使专制行为合法化的整体主义理论,而整体主义思维的害处也在中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出来。

  既然如此,我们在谈论爱“国”之前,就不能不先弄清楚“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不能不充分认识到整体主义思维的局限性,并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只有借助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才能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面前,国家的虚假光环顿时消失了。根据个体主义的定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处于一定政治和法律关系中的人的集合体。因此,所谓爱这个国家,不是指别的,只能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4]

  但究竟“爱”谁呢?偌大一个国家,可是什么人都有,既有圣人君子,也有平常百姓,还有十恶不赦的罪犯!显然,不可能要求人们爱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我们平时所说的“爱国”,实际上只是指“爱”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如此,盖由于人成长、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必然和其中许许多多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一旦脱离了原始的蒙昧状态,文明社会就注定离不开社会分工。看看现代社会的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都不是由个人劳动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形成的复杂网络提供的。正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交流维系了文明社会,使其中的个人过上健康、安全、舒适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依靠这个社会的其他人而活着;久而久之,便自然对其长年生活的人和土地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情感,使人乐意为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至少不做损害社会其他人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当年苏格拉底即使在认为雅典陪审团判处自己死刑不公正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逃亡他国,因为如果认为对自己的惩罚不公正就逃避按照法律程序作出的惩罚,那么城邦的法律制度就丧失了效力,而这对于城邦的人民来说显然是莫大的伤害。苏格拉底之所以平静地接受了他本不应该接受的死亡,不是因为他屈服于雅典陪审团的不公正判决,而正是出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雅典城邦的热爱。苏格拉底是因为鼓励年青人反思和挑战当时的社会传统及其思想基础而被处死的,而他选择死亡的理由最终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三、社会功利主义与和平主义

  根据上述定义,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那么几乎立刻可以断定社会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也必然是爱国的。根据边沁和密尔的经典论著,社会功利主义主张国家应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都应该最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就是所有个人利益之和。在这个意义上,功利主义只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种简化,它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定义为个人利益的线形叠加。既然功利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并促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功利主义者一般也可被认为是爱国主义者。

  然而,社会功利主义者又不是狭隘的爱国者。由于功利主义以社会为基点,因而它是超越国家和国界的。因此,当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功利主义者未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盲目支持本国政府或人民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坚持一种普世性的视角,平等对待本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并要求国家的政策或行为不仅有利于本国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自由主义等普世性哲学一样,功利主义也具有国际主义倾向。

  中国的墨家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例子。孟子对墨子的总结很准确:“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尽管墨家理论并没有发展到边沁和密尔那么系统,也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公式,但其功利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在那个年代,墨家能将考察的视角放在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上,而不是“仁者无敌”之类空洞的说教,[5]应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了。

  也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上,墨子主张天下和平,反对并谴责几乎以任何名义发动的战争,因为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由统治者的野心发动的,对普通老百姓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谁贪图胜利、领土、权力之虚名?无非就是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扩大财富、疆土和权力的手段,流血和死人的代价则由平民百姓来承担,又何乐而不为?抛开御用文人为战争搜寻的各类托词不谈,战争对于墨家来说在本质上就是杀人而已。因此,“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一词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事实上,“君子”未必如此清楚这套并不难懂的道理。这正是为什么墨子不惜“摩顶放踵”,为了让封建君主“放下屠刀”而奔走呼号。[6]

  现在设想墨子试图说服本国的君主为了人民——包括本国和邻国人民——的利益而放弃战争,他是否应该被贴上“卖国”的标签呢?在狭隘的“爱国主义”看来,他似乎显然是在损害本国的利益。但即使限于本国利益而言,即使战争胜利了,疆土扩大了,统治者的野心和虚荣满足了,老百姓除了充当炮灰并承担战争的成本之外,真正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墨子朴素的功利主义学说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解答:尤其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战争都是对国家(也就是人民)利益的损害,因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也必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四、“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么爱国就不一定意味着“爱”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虽然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并不等同于“国家”,更无法代表国家的每个人。因此,“爱国”显然不等于“爱政府”。如果说“爱国”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政府是否值得“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作为。事实上,如果一个专制政府屡屡坑害、鱼肉百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爱国主义所要求的显然不是“爱”这样的政府,而是恰好相反。

  上述推理体现了一种契约论的逻辑:“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多多少少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人之所以爱国,社会之所以有权利要求人爱国,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或国家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赋予了必不可少的机会。人在出生之初是不可能像契约论所说的那样选择自己生活的社会,而在成人之后选择自由又受到了道义上的约束。正如洛克指出,一个人在接受了社会的养育之后,就等于默认了接受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因为正是这些规则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基本秩序,使人能够在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下顺利成长。作为回报,个人也应该对这个社会给予一份关爱,或至少是选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并不一定是完全无私的;尽管社会在潜移默化中(而非通过有意识的功利计算)形成了爱国情感,但这种“爱”其实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互惠交流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就和子女和父母在长期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家庭之爱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过程,或者这种过程并不是在和谐与互爱的大环境中进行,而是充满着争吵、压制、斗争甚至暴力,那么可以想象无论是家庭之爱还是国家之爱都不会产生,而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去爱家或爱国。

  除了个别极端的例子,个人应该感受到社会的恩惠,因为没有社会交流,文明生活就不存在,我们只能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可以说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但是对于政府,这份感恩就没有那么可靠的存在基础了,因而“爱政府”必然是有条件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的作用是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虽然政府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是不可少的,但它毕竟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因而即使政府达到了高效廉洁的理想状态,那也只是做了其分内的事情,是无须感恩戴德的。如果特定的政府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它显然没有权利获得任何尊重;相反,正当的做法是将它选下来。当然,开创契约论的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如此悲惨,以至任何将社会带入文明状态的政治统治都比各自为战的野蛮状态更好,因而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政府可以(甚至必须)是专制的。但如果要坚持专制,霍布斯的前提假定必须是民主政府必然不如专制政府稳定,而近代政治的发展历史证明这个假定显然是不成立的: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在某些地区巩固下来,且因为它有助于通过和平(法治)的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争端,这种制度事实上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尽管社会必然需要一个政府,但它显然没有必要饥不择食地选择一个专制政府,并误以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对其诚惶诚恐、顶礼膜拜。政府统治是一种权力,但更是一种义务,而一个没有尽到义务的政府显然是不值得爱戴的。

  然而,中国的儒家传统进一步将家庭关系扩大到国的层次,将地方官员作为人民的“父母官”,于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加入了一层似乎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既然官员有义务“爱民如子”,那么人民作为“子女”当然也有义务孝敬、爱戴自己的“父母官”。这种官民关系是建立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行为二分法之上:绝大多数“民”事实上都是自私自利、不能自治的“小人”,因而需要政府的管束,而儒家自我赋予的使命就是将“君子”输送到政府系统中去。这样,政府在道德上优越于社会一般人,而老百姓则只有仰仗明君、良相、清官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在儒家的图景中,民主不仅不可行,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小人”的统治显然不如“君子”的统治,而历史上的宫廷斗争似乎也证实了儒家关于“小人”坏事的预言。但在现代人看来,儒家的预言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自我肯定”(self-prophecy)而已:几乎所有关于宫廷斗争的事例其实都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由于缺乏外部制约,这种制度本身就给“小人”专权创造了诸多机会。在今天看来,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绝对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都有理性自私的一面,因而在掌握权力之后都有滥用权力(也就是将公权力占为己有)的可能。儒家的“德治”并非不重要,也未必绝对不可能,但纯粹依赖德治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且西方和某些东方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也表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小人”们是可以统治国家的,至少可以通过选择他们的代表来形成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法律。事实上,中国当今形形色色的腐败事例表明,没有“小人”的制约,即使“君子”在掌权之后也会变质,甚至变成肆无忌惮搜刮社会财富的罪犯!

  因此,“家”和“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政府并不是什么“父母官”,人民也没有爱戴政府的天然义务。儒家之所以要求子女无条件地孝敬父母,主要是因为子女受了父母的生育和养育之恩;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社会结构中,家庭承担着抚养子女的主要义务,而这就是子女和父母都无法选择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家境贫困,即使父母按照社会标准来说不那么称职,子女仍然有孝敬的天然义务。儒家的错误在于将这一层关系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天然关系。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不是政府造就并养育了人民,而是人民造就了政府,并通过纳税或其他方式维持政府的存在和运行。如果特定的政府未能履行其基本义务,那么人民显然可以罢免它并另行选择更好的管理者,就和公司的股东替换董事会和总经理一样。

  由此可见,关键问题不是究竟是否“爱”政府,而是为什么“爱”。人民可以“爱”一个政府,但前提是政府本身必须是可“爱”的。如果政府官员无法无天、贪污腐败,随意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制度的缺陷又纵容了政府的任意性并对此熟视无睹,那么要求老百姓“爱”这样的政府显然是荒唐的。反之,一个人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而不爱政府,却并不一定妨碍他爱国。由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国家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政府则是由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官员)组成的,因而任何人都完全可能爱其中一个而非另一个,而不违反任何逻辑规则。[7]尤其是在人民和政府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情况下,爱国和爱政府甚至可以变成两种不可调和与不可共存的情感。

  当然,在哲学意义上,确实存在着谁对政府决定负责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由于选民选举议员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进而决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且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将影响政府的立场,因而政府、国家和人民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人民为政府政策负责。事实上,这也是网上有人支持自杀性爆炸等恐怖主义活动的依据:虽然是美国政府——更具体地说是总统及其白宫的工作班子——决定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但这种政策获得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大多数选民之认可,因而针对这些国家的平民实行恐怖袭击是正当行为。既然英国是美国坚定的盟友,2005年7月发生在伦敦的连环爆炸案也是正当的,因为在充分享受选举权以及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国家,平民最终要为自己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承担后果。根据这种推理,甚至在自杀式爆炸中身亡的伊拉克平民也是“死有应得”,因为他们“应该”通过选举等手段将现行亲美的“卖国”政府选下去。笔者在此无意论证这种观点是否在哲学上站得住脚,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推到极端,这种逻辑最终将完全混淆人民、国家和政府这些不同性质的概念,因为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里,人民也可以被期望通过拒绝纳税或暴力抗法等手段反对现行政府及其政策,而人民未能这么做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对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因而也应该对其“负责”。按照这种逻辑,日本攻占南京后进行“大屠杀”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南京市民应该为国民党部队的(有限)抵抗及其给日军造成的伤亡“负责”。其荒谬如此显然,不攻自破。

  总之,笔者希望以下命题是自明的:“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因而“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事实上,爱政府也不一定意味着爱国,不爱政府未必意味着不爱国;即便政府不可“爱”,也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不爱国,更不意味着可以像恐怖分子那样因为反政府而残害无辜的平民。

  五、“爱”不等于恭维

  澄清了“国”的意义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可算作对国家的“爱”。由于国家不等于政府,“爱国”并不必然要求“爱政府”,因而一个人显然可以批评——甚至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或导致这种行为方式的社会制度,而这丝毫不妨碍他“爱国”。事实上,批评甚至不意味着他就不“爱”这个政府。如果他确实认为政府做错了,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决定、行为甚至法律违背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一个爱国者有义务坦诚表露自己的看法,敦促政府改正错误。盲目站在政府一边为政府说好话,只能使之一错再错,任由其损害人民(也就是国家)的利益。这样的人尽管成天将“爱国”挂在嘴边,其实并不配“爱国者”这个崇高的称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将政府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如上所述,政府是由广大纳税人抚养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是父母,政府是子女。就和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该批评的时候就得批评;善意的批评不仅是人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而且也正是“爱”的表现。

  一个或许有争议的问题是,如果爱国并不意味着附和政府,那它是否也意味着可以批评——包括尖锐地批评——这个国家的人民?笔者以为,一个进取的民族应该包容所有的不同意见,包括对自己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一些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为大多数人共有的“劣根性”,从而妨碍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固然,批评意见不见得都对,但如果扼杀了所有的批评,那么这个民族连正确的意见也听不到了,因而必然将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因此,即使面对不公正的批评,也不能动辄以“卖国”相要挟。

  综上,笔者认为下列论断是自明的:爱国不是不批评政府,不是不针砭制度的弊病,不是无原则地认同政府或社会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不是不能尖锐地批判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否则,诸如鲁迅等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反传统人士就将首先成为“卖国贼”了。就和批评一个人并不等于不“爱”他一样,批评国家或政府也不等于不爱国,甚至也未必意味着不爱这个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因为爱之心切,所以才有这份“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因而即使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者也完全未必有任何恶意。反过来看,那些一味将民族“尊严”、“五千年灿烂文明”等甜言蜜语挂在嘴上的人士,也未必真正“爱国”。如果这个国家或政府确实存在着必须及时革除的弊病,那么他们至多只是贻误病情的庸医,以“爱国”之名行误国之实。

  六、爱国与卖国:如何判断?谁是判断者?

  首先,“爱国”和“卖国”未必是相互承接的两个概念。尽管对两者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但一般人似乎都可以接受,虽然爱国的程度可以有强弱之分,“卖国”的帽子却是不能随便扣的。因此,虽然某人不那么积极主动地“爱”国,但只要他没有什么极端出格的言行,他就不能被定性为“卖国”。事实上,如果在法律上严格定义,“卖国”就等同于叛国,也就是一种主动牺牲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行为,或鼓动这种行为或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在战争年代或其他极端情况下,[8]真正的“卖国贼”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都对生之养之的家乡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因而在没有巨大的利诱或威逼之下是不会选择“卖国”的。事实上,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社会,也很少会发生动辄乱扣“卖国”高帽的现象。

  有了以上标准,判断爱国或卖国的标准就不是一件难事。显而易见的是,爱国并不是盲目肯定自己的制度或政府的所作所为。同理,褒扬其他国家的制度并不是不爱国,即使这些国家对本国或其政府并不那么友善,或出于某种原因而成为大众情绪的众矢之的。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必须区别对待的两回事。它在外交上可能令我们看不惯,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它在国内施行的制度不受本国人民的欢迎,而后者才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更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效仿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表明其内政和外交一样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9]否则,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时代的悖论。当时,中国是处在一个相当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制度随着鸦片和战火一起被输入进来,而中国朝野对后者的憎恨最终使之也放弃了前者,以致在吸收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过程中走了一段漫长的弯路。这是我们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付出的巨大成本,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即使某种主张在效果上是有害的,政策之争一般也无所谓爱国或卖国,除非能证明某种立场的提倡者确实具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主观意图。人都会犯错误,但只要不是主观错误,只要提出主张的目的是真诚地为了促进国家利益,那么即使这种主张实际上适得其反,主张者并不能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否则,动辄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令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蝉,正常的政策争论就变了味,演变为政治权力或话语权的斗争。这样,即便是理亏的那一方也完全可以通过舆论压力甚至政治迫害等不正当手段强迫对方沉默,而这显然对于发现和确定真正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是不利的。

  最后,谁有资格评判“爱国”或“卖国”?笔者认为,如果必须要对这类问题作出判断的话,那么这类判断必须被保留给自由的公共舆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评判者。这是因为政府行为或社会政策是公众评议的焦点,而让政府作为审判官就必然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如果政府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可以肯定政府的评判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赋予政府以“爱国”和“卖国”的生杀大棒,无疑是在助纣为虐,封杀舆论对政府的制约,使政府得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涉及叛国行为的时候,政府可以依据有关法律起诉叛国者,并由独立的司法在不受政治压力和大众情绪的影响下给予公正的判决。

  笔者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言论是不可能构成“卖国”或“叛国”的。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和平,为了给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留下一点空间,让我们不要动辄挥舞“爱国”或“卖国”的千钧大棒,尤其是不要将这项可怕的权力交给一个权力已经难以控制的政府。说白了,爱国主义无非归结为一条很简单的道理:对自己人好一点——至少不要利用“爱国主义”这顶帽子,迫害我们自己!

  七、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

  在传统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将全部关怀集中在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之上,爱国主义则偏偏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去“爱”一个此身之外的庞大(弄不好可能是虚幻的)集体。固然,只要不走极端,自由主义者也会考虑个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其目标始终离不开个人;如果让他们在个人和国家或集体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偏向前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成为针锋相对的话语。对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来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包括对国内人权记录的指控——而有丝毫减损;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无论国家主权听起来如何神圣,都不能为压制人权提供正当理由。爱国主义阵营认为,普适性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外国干预本国内政的工具,因而爱国主义必须高扬国家主权的旗帜。在现实中,老百姓也确实容易将维护主权的主张和“爱国”等同起来。自由主义阵营则认为,这种口头上的“爱国主义”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别有用心,在现实中注定沦为专制或暴民政治的工具,因而总是对它保持一种本能的警戒。

  笔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助于化解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或更准确地说,通过将国家归结为由具体个人组成的集体,它使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落到了自由主义的层面。[10]爱国并不等于高喊空洞的口号,逃避本国的实际现状;相反,爱国首先要求关心具体的个人的命运,爱国是在爱人的过程中实现的。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为你自己争自由,就在为国家争自由。”这种脚踏实地的爱国主义从空洞的“国家”回归到实实在在的个体,从而避免了理论上的虚妄以及在实践中误入专制歧途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爱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爱国”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或无条件的忠诚。如果这个国家不可“爱”,又有什么理由强迫人们爱国?严格地说,爱国和国家的制度现状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一个生存状态很糟糕的国家,还是可以存在苏格拉底式的经过充分反思的理性爱国主义。但如上所述,对于多数人来说,爱国情感确实和制度现实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和社会现实不断使人感到失望,人们自然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疏离感。混淆国家与政府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但这种错误在普通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事实正说明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决然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两者之间的关联表明政府有义务通过维持良好的制度来改善国家的形象。在国家的现实状况和个人对国家的态度之间,需要改变的首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个体层面上,如果一个人想要别人爱自己,显然不能强迫别人产生“爱”的感受,而是必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和人品变得“可爱”一些;同样地,在集体层面上,如果要求人们爱国,那么首先应该从制度上让“国”变得更可“爱”一些,使人对其产生一种自然的归属感和骄傲感,而不是动辄以“卖国主义”的帽子甚至暴力相威胁而勉为其难。

  迄今为止,爱国主义似乎理所当然地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一谈起爱国主义,似乎就必然意味着主权压倒人权,个人利益必须给国家利益让位。但笔者已在其他地方说明,就和爱国主义一样,“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既然国家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国家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国家利益非但不和个人利益相冲突,而且正是建立在众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至于主权虽然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国际法概念,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国内对象;中国可以指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主权,但中国政府同样不能以主权为借口而忽视国内的人权发展。事实上,中国百年历史的种种屈辱表明,如果在国内不能保障人权,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威望也很难真正确立起来;[11]即使依靠武力建立起来,这样的“主权”除了满足一种虚荣之外,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归根结底,主权和人权完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内并行不悖,两者之间没有必要发生逻辑上的矛盾。任何民族都可以对外张扬主权,对内倡导人权。当然,回到黄河花园口决堤的例子,两者在现实中还是可能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回到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理性地审视并权衡以“人权”和“主权”为标记的两种立场给我们人民带来的分别是什么,而不是武断地以抽象的国家利益压倒具体的个人利益。最终的判断标准是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人,国家只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发明的一种便利而已;所谓“爱国”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尊重与爱护使“国家”这个概念获得实质意义的具体的人。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编辑:admin
Copyright © 2002-2017 版权所有